论日本国民性与文化类型的历史阶段

(1)

问：“老师，我发现日本政府官员、媒体和网络舆论这次表现出的对国际法和法理理解的幼稚程度令人瞠目，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发达国家所应该具有的认知水平。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从现象、文化、语言学、人类学等角度解释下这个问题。首先从现象中看对战争的责任问题。例如，有很多日本人常常认为：“我又没去侵略，关我什么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那场战争是军部干的，普通国民也是受害者。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推卸责任，但它在日本社会居然能被广泛接受，甚至被当作常识，然而这在德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为战争辩护了，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公开否认、淡化、为大屠杀辩护，最高5年监禁。使用纳粹符号、做纳粹礼、甚至在网络上打"88"都可能被起诉。道理很简单，你没有杀过人，但你不能否认杀人的事实，更不能为杀人的行为辩护。在德国，这个常识早已被写进了刑法和社会共识，即使你本人没参与过侵略，但作为德国国民仍负有记忆与警醒的责任。同时法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在刑法上也同样明文规定，属于严厉禁止的言论和行为。

但在日本，这个基本常识至今仍然被日本大多数人视为强加的道德绑架。大多数日本人真心认为"我没做过，所以跟我无关"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是在漠视或撒谎，他们只是真诚地活在了这套被精心设计了七十多年的国民常识里。因此这是一个教育问题。

从文化上看，东亚三国（日本、中国、韩国）都不存在西方那种"集体负罪"的文化传统，而西方尤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美社会，很难彻底摆脱"原罪"带来的集体责任感。例如基督教核心教义里，亚当夏娃一人犯罪，全人类都被打上原罪烙印，这种一人犯罪、全体连坐的逻辑后来被世俗化，变成了对历史不义的集体负责机制。美国新教文化把这条逻辑发挥到极致。例如奴隶制、种族隔离、印第安人灭绝、红线区、警察暴力……所有这些系统性罪错都被视为白人全体继承的原罪。也就是今天的白人可以没亲自拿过鞭子、没亲自划过红线，但你享受的特权（财富、教育、治安）正是那根鞭子、那条红线打出来的红利。因此，“我虽未动手，但我是受益者，所以我有罪"成了美国自由派白人必须公开表态的道德门槛。2020年乔治·佛洛依德事件后，成千上万从未去过明尼阿波利斯的白人走上街头跪地谢罪，企业高管集体下跪、捐款、发声明，正是这种"集体负罪"文化的极端显现。

而在日本根本不存在这种文化基因。儒家讲的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罪责顶多传几代就断，不存在万世连坐。佛教讲个人业报，因果不找后代讨债，更不会让无辜者背锅。日本神道教没有原罪概念，罪污是可以用大祓祓除的，祓完就干净了。结果就是，日本人面对历史罪错时的本能反应高度一致：我什么都没干，为什么要我负责？在日语里，最让人火大的就是「とばっちり」（躺枪）和「巻き添え」（被牵连），这几乎是东亚文化共同的道德底线——“我没干的事，凭什么让我背锅？”

所以，同样是系统性不义：美国白人会说：“我虽没按膝盖，但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有原罪。“日本人会说：“我又没按膝盖，关我屁事？别把我卷进来。“这不是谁更高尚的问题，而是两种文明在最底层逻辑里，把"我"和"罪"的关系设定成了完全相反的默认值：西方默认"集体有罪，除非你证明自己无辜”；东亚默认"个人无罪，除非你证明我有份”。这才是日本人在历史问题、国际法问题上永远"死不认账"的真正文化根源——不是他们不讲理，而是他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没给"集体负罪"留位置。

从语言学角度看，日语敬语系统＋被动形＋使役受身形＋"～かねない”"～おそれがある"这些软化装置，共同构成了一套世界罕见的"语法级责任雾化系统”。它能在不失礼貌的前提下，把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和责任主体彻底蒸发。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高市早苗那句"台湾有事は、日本の存亡危機事態になりかねない状況に至るおそれ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いる。“直译成中文是：“关于台湾有事可能会导致日本陷入存亡危机事态这种情况，我认为是有那种可能性的。“这句日语里出现了四个连续的"责任逃逸装置”：1. “～になりかねない”，不直接说"会变成”，只说"有可能变成”。2. “～に至るおそれがある"再加一层"存在那种担忧”。3. “～と認識している"用"认识"代替"我主张、我决定"4. 整个句子完全没有主语。谁"认识”？高市个人？内阁？自民党？日本政府？全日本国民？结果就是：她把"台湾有事＝日本必须出兵"这个爆炸性主张成功包装成了"只是我个人有点担心而已”。这是你高市早苗的个人认识，还是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日本政府前后回答了三次，每次都不一样：第一次：首相官邸"这是高市女士的个人见解”，第二次：外务省"这是政府一贯的认识”，第三次：高市本人"这是基于安保法制的客观判断"

辩论来辩论去，全部绕着"到底是谁在’认为’“打转，责任主体像鬼魂一样谁都抓不到。

（2）

从人类学角度，这个问题特别有必要好好谈，因为这个问题同样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说句严肃的话，全党、全国人民、理论界都要把这个重大历史科学问题彻底弄清楚。如果真正弄通了，中国就将完成从"野蛮生长"到"自觉伟大民族"的最后升华，中国将彻底地腾飞。同时也希望日本理论界正视自身国民性已经陷入的"过度社会化陷阱”，提高历史哲学修养。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网络上，很多日本人经常拿中国人的素质进行调侃和说问题。确实，有些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欠佳，我看着都脸红，就不要说日本人抱怨了。但是从人类学、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看，中国人的素质比日本高的不是一点半点，那是跨时代的高，是历史性的跨越。我绝不是替某些中国人的低素质辩护，贬低日本人，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严酷的历史科学问题。为什么？

我将《菊与刀》的耻感文化、罪感文化二分法，扩展为三阶段历史模型：

1. 耻感文化（前现代农业社会）

2. 罪感文化（近代市民社会过渡阶段）

3. 实用主义文化（成熟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阶段）

当今世界，能够真正进入第三阶段——实用主义文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美国是自然演化进入的，中国是历史性跳跃进入的。实用主义文化的早期表现，就是19世纪美国人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粗野暴发户，说话大声、吃饭吧唧嘴、随地吐痰，为了赚钱可以立刻抛弃一切传统和体面，哪里能发财就去哪里，社会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冒险精神，对一切旧传统、旧礼法、旧权威毫不留情。总之，美国人被欧洲人认为是粗鲁、没教养、素质极低。但从哲学和科学上看，那恰恰是文明进步的最高表现，如恩格斯1886年所言：“美国人已经超过了欧洲人……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这里的一切都比我们欧洲更新鲜、更充满活力。”

粗鲁、无礼、目中无人的个人主义、对一切旧传统、旧礼法、旧权威的蔑视、极强的行动力、务实精神、不讲面子只讲结果、彻底拆除耻感文化的心理刹车——这才是资本主义最野蛮、最纯粹、最有爆发力的阶段，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前提。这不仅是过去美国人的行为特征，也是当下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恩格斯如果活到2025年，大概率会写一封信说：“我当年说的是美国人，其实也适用于中国人。他们正在以十倍、甚至二十倍的速度，重演我们当年赞美的那个过程。”

因为历史进步从来不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而是野蛮的、粗鲁的、血淋淋的。所以，如果把素质定义为"个人行为是否遵守陌生人社会的精致规则”，那么现在的美国人也无法与日本人相比。但如果把素质重新定义为：在资本主义最野蛮阶段的生存与爆发能力，或者说，最纯粹、最彻底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彻底抛弃文明的第一阶段（耻感文化），那么19世纪的美国人和21世纪的中国人，才是人类历史上素质最高的两个群体。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人民，美国才成就了20世纪的霸权；也正是因为正在拥有这样的人民，中国才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面貌，而不是日本那种把耻感文化精致化、化妆成现代性的假象。

要让一个14亿人的古老农业文明抛弃耻感文化，在正常历史进程中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然而，文化大革命却在无意中创造了这个历史性条件：它用十年时间，把几千年儒家耻感文化、家族伦理、面子社会连根砸烂，把"羞耻"这最后一道心理刹车彻底拆毁，为改革开放直接进入纯粹实用主义阶段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国能够"一步跨千年"的真正秘密。

过去的美国人，是在一个从来没有经过完整封建统治的社会里自然发育出实用主义文化的；中国人则是在经历了最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断裂”，硬生生跳跃到同一阶段。美国用了近200年，我们只用了10年。这才是真正的跨时代。

美国精英对文革的认识，远远超越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大卫·洛克菲勒1973年正是在文革高潮期访华后，在《纽约时报》发表《From a China Traveler》，公开宣称：

“在中国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这不是道德赞美，而是冷血的历史科学判断：文革是"耻感→实用"的历史性断层和跨越。它砸碎了旧文化，让10亿人社会变成一张高效的空白画布，准备好被全球资本与民族野心重绘。洛克菲勒看到的不是混乱，而是未来。

1972年上海公报签署后，尼克松在空军一号上对基辛格说：“我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将把整个世界牢牢掌握在手中！“美国精英从来就明白：只有彻底拆掉耻感文化刹车的民族，才能拥有未来！

所以，没素质或粗鲁，在三种文化类型中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含义：

• 日本人的"高素质”＝耻感文化的最高完成形态＝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终点

• 欧洲人的"有教养”＝罪感文化软化后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老

• 美国人、中国人的"没素质”＝实用主义文化的青春期狂飙＝正在崛起的伟大民族的天赋

(3)

（3）日本是人类历史上把耻感文化玩到极致、并成功把它化妆成现代性的唯一大型样本。它看起来光鲜、体面、高素质，但从实用主义文化的标准看，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那个阶段，连边都没蹭上，甚至连“想蹭”的念头都被耻感文化掐死了。

明治维新（1868-1900）表面脱亚入欧，实际上是把武士道的耻感文化从“藩主忠诚”升级为“天皇忠诚”。昭和军国主义（1930-1945）把耻感推到顶峰：“宁死不降”“玉碎光荣”。战后美军占领虽然把天皇从神坛拉下来，但耻感刹车一根都没拆，反而被企业和社会重新内化成更隐蔽、更致命的版本：不能给集体/公司/国家添麻烦、不能丢脸、不能被指责为“自私”。结果：耻感文化非但没死，反而完成了四次华丽变身：武士道 → 天皇崇拜 → 企业战士 → 低欲望社畜。

所以，日本的经济奇迹靠的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耻感文化的“超频版”：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企业工会、村社式管理、根性论。所有人为了不给公司丢脸拼命加班、内卷、服从、隐忍。 这套系统在1955-1990年把耻感文化的服从性、集体性、精致性推到了人类极限。但这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耻感文化的终极外挂，一旦外部红利（人口红利、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冷战红利）消失，外挂立刻失效。

2025年冷冰冰的数据已经宣判：独角兽企业：日本7家，中国360+家，美国660+家；风险投资占GDP比重：日本0.05%，美国1.2%，中国0.8%；个人破产率（试错容忍度）：日本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日本<8%，美国62%，中国74% ；企业平均寿命：日本58年，美国18年，中国7年。日本所谓“高素质”在实用主义面前全部失效：守时、精致、服从、集体主义变成不敢试错、不敢得罪人、不敢当出头鸟、不给别人添麻烦、变成全球最严重的社畜坟场。完美主义把速度干掉，例如当iPhone 2007年发布时，日本手机厂商还在内测“完美功能机”，直接错过一代。

实用主义国家的强大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通过不断试错、在错误中学习、在灰烬中重生去运行的。而耻感文化的天条是：失败＝社会性死亡。所以日本把一切可能带来失败的行为全部定义为人生终极耻辱：破产、离婚、跳槽、中途离职、创业失败、公开争论、挑战上司……全都不能干。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把避免失败当成最高目标，而不是敢于经历失败，从而追求成功。

反过来，在美国实用主义文化里，死过几次才是成年礼，例如林肯竞选失败8次才当总统、洛克菲勒早年公司破产欠债，差点被债主追杀、爱迪生1000多次失败才点亮电灯、川普总统6次破产、乔布斯被自己公司扫地出门、迪士尼第一家动画公司破产、福特两次汽车公司破产、乔丹在高中被校队淘汰，一生投丢9000多次球、贝佐斯的亚马逊股价1999年跌90%差点倒闭；雷·克罗克52岁前一事无成，接手麦当劳时负债累累；科尔·桑德斯找工作1009次被拒，65岁创立肯德基；戴森5次破产才做出无叶风扇；还有马克·库班 （NBA老板）、霍华德·舒尔茨 （星巴克）……等等数不胜数的案例，证明了实用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正如洛克菲勒说的：“我从不怕破产，只怕不敢尝试。” 乔丹：“我一生失败9000多次，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

所以硅谷名言：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指出：人类所有知识都来自“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 用另一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的话就是：真理只是我们思维方式中的权宜之计，就像正确只是我们行为方式中的权宜之计一样。（The true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our way of thinking, just as the right is only the expedient in our way of behaving.” ）即：真理性＝思考方式上的权宜之计；正当性＝行为方式上的权宜之计。

而日本永远学不会这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说，失败一次就等于全家抬不起头。 美国人必须死一次，才算真正开始活。耻感文化的极致，就是创新的坟墓，而且是一座打扫得干干净净、种满樱花的坟墓。日本用30年证明耻感文化能跑得多快：又用35年证明它能死得多体面、多安静、多毫无还手之力。历史已经写好结局：实用主义文明的青春期， 会毫不留情地碾过耻感文明的黄昏。日本人对中国最恐惧的正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例如中国汽车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扩张速度证明了这一点。